您当前的位置 : 新闻 >  合肥新闻 >  合肥新闻 正文

南昌近视眼激光手术痛吗,南昌近视眼激光手术的副作用,南昌近视眼激光手术疼吗

向社区小伙伴们传递学习乐趣
合肥在线   2017-12-18 05:09:41   稿源: 合肥在线-合肥日报

原标题:近年来国内德国史研究

【提要】 近几年来,我国的德国史研究取得新的深化和拓展。本文从德国通史和宏观 研究、古代中世纪至近代德国史研究、现当代德国史研究、德国对外政策史研究、德国统一问 题研究等方面,综述 2000—2005 年国内学者发表的主要研究成果。

【关键词】 德国史 研究成果 述要


近几年来,我国的德国史研究有了新的深化和拓展,提出了一些新结论和新观点。以下 就 2000 —2005 年国内学者德国史研究的成果,根据作者的了解,择其要者作一简述。

一、德国通史和宏观研究


先后出版了几部专著性质的著作和教材。丁建弘的《德国通史》是作者多年治德国史的 总结性著作,其内容丰富,视野广阔,而尤其是站在时代的高度审视德国历史,对一些重大问 题进行探讨、评析,多有精辟之见,并体现了中国风格和中国观点。

吴友法、黄正柏主编的 《德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侧重于从政治与经济相互关系的视角,论述了近代以来德国资本主 义发展史,认为在一个较长时期中,德国具有经济发展迅速而政治改革滞后的特点,并探讨 了二战后联邦德国实现了经济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的大体同步,在和平发展的道路上重新崛起的历史及其经验。

吴友法、邢来顺等合著《当代德国———命运多舛的世界新秀》涵盖了 20世纪德国政治、经济、外交、分裂与统一社会与文化等方面的历史发展,并对德国从毁灭 到复兴的原因和经验教训进行一些总结,内容丰富。马桂琪、黎家勇合著的《德国社会发展 研究》考察德国从古代到当代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分析德国几度沉沦几度辉煌及其原因和条 件。姚宝、过文英的《当代德国社会与文化》则是反映当代德国政治、经济、外交和社会发展 的教材。

王忠和编著的《新编德国王室史话》,以德国王室历史为线索,并包括魏玛时期两任 总统和“第三帝国”的“元首”希特勒,从一个重要侧面反映了自早期到现代的德国政治史。 李伯杰等的《德国文化史》既是教材,也是学术专著。

该著强调德国的文化是由历史形成的, 德国的民族特性是后天的而不是生物性的,力求展示德国文化发展的脉络,揭示德国文化发 展的特点和规律。邢来顺的《德国文化解读》一书则从文化角度解读德国的民族特性,进行了新的尝试。

一些学者对德国历史的某些重大问题进行了理论思考。吴友法主张,重视影响德国历 史发展的一些重要因素的研究,这些因素包括德意志民族主义及其正反两方面作用、德国历史不同阶段中政治和经济发展由不同步不协调到相对同步和协调发展的问题、容克贵族的 强大与资产阶级的软弱与此相关的问题、二战后德国的民主改造问题等。

景德祥、张沛、徐 健探讨了德国“特殊道路”的问题。景德祥认为,德国社会史学派对德意志“特殊道路”的批 判性观点是具有说服力的,但也不能忽视另一条道路即“东方道路”或共产主义道路对德国 近现代史的影响。19 世纪与 20 世纪的德国史是德意志民族有关德意志独特道路、西方道 路与东方道路的选择、斗争与实践的历史。德国走上独特道路的主要原因,在于其半先进与 半落后的中欧国家性质以及强烈的民族意识。

张沛指出,在德国历史上存在两种发展趋势, 一种是狂热追逐军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保守的德意志,另一种是倡导人道主义和民主主义 的自由的德意志,双方力量对比的消长决定着德国民主化的进程。由于过于沉重的历史包 袱,德国走上了“特殊发展道路”。德国“特殊道路”的终结是“外源性”的促动和“内源性”的 生成两者良性互动的结果。徐健认为研究德国历史的根本问题不在于是否存在“特有道 路”,而是应建立一种更平衡的整体德国史观,从而对德意志“特有道路”的研究,会使德国近 代史更为丰满、更富有特色。

任国强提出要重新思考普鲁士历史,对二战后盟国把普鲁士定 为“军国主义和反动的载体”提出质疑,认为普鲁士决非只有“反动和军国主义”的特征,而是 具有两面性,应将其视为矛盾的复合体。梁军则从世界大国兴衰的广阔视角指出,近代以来 德国的大起大落,是其不切实际,狂妄自大的国家抱负实践的必然结果。何奇松则试图从日 耳曼神话中世界毁灭的母题、浮士德文化和民族的不安全感等因素,从德国文化角度来诠释 其为何发动世界大战。

二、古代、中世纪至近代的德国史研究


一是关于古代至近代德意志民族和民族主义的形成、特点和影响等问题的研究。丁建 弘在《德国通史》中指出,德意志民族是在历史进程中由不同“种族”群体混合而成,对德国历 史的特点作“种族”的解释是站不住脚的,德意志迟迟未能形成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的主导原因,是政治而非经济,虽然经济因素是重要的。

此外还探讨了德意志文化民族主义及其特 点,由文化民族主义走向政治民族主义的历程及其促进因素等。刘新利从基督教与德意志 历史的关系的视角,指出基督教的影响使德意志人民以古代罗马帝国为范围建立共同的地 域和经济生活,以基督教世界主义为理想构成共同文化和心理素质,近现代德国历史的一些 特点都与基督教的影响密切相关。

有的学者考察了德国浪漫派对德意志民族主义的影响, 以及马克思主义对德国民族特性的思考。陈锐认为马克思主义既批评了德国的狭隘民族主 义、基督教以及作为其社会基础的小资产阶级,又继承了德国民族的优秀传统,如对哲学理 论思维的爱好、对现代工业文明的批判等,它们为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当代全球 化趋势以及人类文明演变的模式等提供了历史基础。

有的学者探讨了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 对于德国法律的影响,认为它们既对德国统一起过积极作用,又是近代德国专制制度的观念 基础和纳粹时期法制法西斯化的理论根据。还有学者论述了中古晚期德意志“特殊的市民 与王权的结盟”,并指出其具有稳定程度不高,城市并不总是支持中央集权和反对诸侯等特 点,对认为德意志不存在市民与王权结盟的观点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二是德意志宗教改革及德国思想和文化史的研究。丁建弘提出,把德意志宗教改革看 作“最早的资产阶级革命”,是一种“革命的拔高”,而应看作是一场“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民 族统一运动的发端”,其中路德更能代表德意志民族的利益,而闵采尔则代表城乡下层群众, 代表运动的未来。雷雨田等人也考察了德意志宗教改革的特点、思想起源、对德意志民族主 义和德意志文化的影响,以及对马丁·路德的评价问题。罗衡林研究了马丁·路德对犹太人 的态度,认为他并非始终如一的反犹主义者,但他对“金融犹太人”的描述却对后世的反犹主 义有重要影响。金志霖认为马丁·路德反对农民战争,但不能表明他背叛了农民战争或宗教 改革。路德从未把普通民众视为宗教改革的依靠力量。他的主张是封建主应动用暴力以对 抗罗马天主教会和镇压农民起义。

张匡娟则认为,马丁·路德主张维护封建统治秩序,但其 晚期政治主张与封建诸侯有显著差别,并没有“成为诸侯的奴仆”。她还认为,路德也是一位 进步的教育改革家。施德军论述了马丁·路德对德国人的工作观的影响,使德国人一方面具 有勤勉敬业精神,另一方面只讲服从秩序,为独裁者提供了国民基础。杨琳认为德意志神秘 主义对于马丁·路德产生了重要影响,路德以神秘主义理论为基础,又超越神秘主义而提出 “因信称义”。陈钦庄等对梅兰希顿及其在宗教改革中的作用进行了论述,认为他是路德之 后德意志宗教改革的重要领导人之一。

一些学者还对伊拉斯谟、莱布尼兹、费希特、康德、黑 格尔、尼采等人及其思想和影响等,进行了新的或进一步的研究。刘明翰对伊拉斯莫研究中 的一些传统观点和分歧提出看法,指出伊拉斯莫是天主教宗教改革的思想家和活动家。韩 震讨论了德国浪漫主义者对人的理解问题。谢索科就 18 世纪德法文化冲突中德意志的知识分子努力发掘、创立和发展德国文化,促进德国启蒙运动发展进行了探索。

三是中世纪晚期至近代早期的德国经济———社会史的研究,王亚平《关于中世纪德意志 “二期农奴制”的几个问题》一文就“二期农奴制”的历史渊源、特点等进行了新的探讨。刘新 利《17 世纪巴伐里亚与山东的农业生产恢复措施》一文进行比较研究,并分析了两者此后农 业发展的不同趋向。

四是德国向资本主义过渡和工业化———现代化历史的研究。王亚平论述了普鲁士向资 本主义过渡的道路,指出普鲁上政府实行“重农主义”和“重商主义”并举的政策,并在此基础 上进行一系列改革,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丁建弘提出,德意志通过改革走上工业化——— 现代化道路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应以是否有利于生产力发展为标准,充分肯定德 意志的改革的历史作用,而不应把“革命”与“改革”对立起来。

李工真指出,普鲁士走“自上 而下”的道路还与普鲁士启蒙运动的特点有关。邢来顺的《德国工业化经济、社会史》专著和 系列论文中,较为系统深入考察了德国十九世纪工业化进程中的政治、社会、文化、教育、科 技、贸易、利益集团、婚姻家庭等诸方面的变化,史料充实。陆世澄的专著《德国文化与现代 化》探讨了德国传统文化及其与现代化的关系。曹英、赵世国认为德意志关税同盟的一系列 政策为德国工业化提供了重要的推动和保证。杨春龙、仇海燕指出容克领导权对于德国现 代化具有双重性影响,既是德国现代化的重要推动力量,但又成为政治民主化滞后的重要原因。

邢来顺认为德国早期现代化过程中,统治阶级为驾驭时局和最大限度地保障自己的利 益,采取了适时而进的“防御性”政策,这导致德国政治现代化相对保守和滞后的色彩。丁建 弘论述了德国统一与现代化的特殊和必然的联系,它们起到了互相促进的作用,但也结出了 20 世纪上半叶德国以至世界历史的恶果。王彦敏、林晓星对德、英、法、美等国现代化模式 的不同特点进行了比较。陈擢认为德国现代化进程的特点是一方面采取高压手段推进社 会、经济改革,另一方面政治现代化没有取得进展,直到二战后才真正完成现代化转型。

靳艳等讨论了近代德国政府的一系列政策对经济高速发展以及德国统一对德国近代城市化进 程的促进作用。胡才珍强调,德国工业化引起其国际地位的变化中,科学技术的重要作用。 陈剑敏考察了德意志帝国时期的社会改革,指出这种改革归根到底是为了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它远非福利性的,着眼点在于生产而不在于济贫,但客观上顺应了社会发展的需要,产 生了重要的影响。

赵星铁论述了德意志帝国在社会立法方面走在前头的原因,认为德国向 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有着独特的环境和气候。孟钟捷则从反思“现代性”的角度,论述了 1890 ———1933 年间德国的社会政策改革,认为其失败除经济困境和人们对学习西方产生怀 疑等原因外,“现代性的病态”也必须承担责任。 此外,罗衡林考察了普鲁士犹太人解放的历程,指出 19 世纪普鲁士改革及随之而来的 “复辟时代”把犹太人推向了“同化”道路,但他们仍受到主流社会的排斥,没有获得法律上的 平等,“解放”和“同化”都是不完全的。

直到 1871 年德意志帝国建立才为犹太人在法律上的 解放开辟了可能性。李世隆则对于德意志帝国时期的“文化斗争”提出新见解,认为“文化斗 争”也是从政治上、经济上维护德国统一,反对分裂的斗争。

五是关于德国近代以来的教育。李工真以哥廷根大学为例考察了近代德国的教育和大 学,指出它根据“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原则,适应了科学与工业化时代的需要。邢来顺和吴友 法认为德国工业化过程中教育事业的调整,适应了工业化的需要,以及教育的世俗国家化、 大众化等发展趋势。陈洪捷探讨了德国古典大学观念特别是洪堡的大学思想,以及 20 世纪 的高等教育的变迁和特点。胡劲松讨论了 20 世纪德国文化的特点和教育特征。

六是中德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丁建弘在《德国通史》中专章叙述了自中世纪到 1949 年 的中德文化交流关系和中德文化的相互影响。一些学者具体讨论了近代德国教育对中国的 影响,洪堡和蔡元培的教育思想的比较,中国文化对莱布尼茨思想的影响、康德、黑格尔哲学 的传播与中国 20 世纪文化精神的形成等。


三、现代德国史研究


一是魏玛共和国史的研究,学者们较多关注魏玛共和国的政治演变和失败原因。丁建 弘指出,魏玛共和国的短命而亡,不仅仅是由于魏玛民主制本身的毛病,而是有其更深层原 因,即没有改变旧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

陈从阳认为,魏玛时期亲共和国的力量发展不平 衡,政党政治碎片化加速,民主政治不断右转,显示了政治稳定的相对性。王云飞则指出魏 玛宪法存在体制性弊端,其双首长制造成总统权力扩张并使议会政治难以运行,其比例代表 制助长了小党的生存和发展,有利于纳粹党的发展,赋予总统紧急处分权也导致希特勒有机 可乘。陆梅从总统权力过大、绝对比例代表制、共和国社会基础薄弱、凡尔赛和约的影响等 方面分析了魏玛共和国的失败。

阮一帆等探讨了魏玛共和国的政治教育的理论与实践及其 失败的原因。杨和平则认为,魏玛民主是一种没有根除专制的民主,“最民主”的宪法掩盖着 专制,并分析了形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张永会认为,魏玛共和国的失败在于其在战败条件下 建立的议会民主制从一开始就存在政治合法性不足的问题,它在政治上实际上无所作为,又 导致合法性的丧失。

曹卫东考察了魏玛时期的“保守主义革命”,指出它实际上是要把现代 化矫正到德国传统的路线上来。二是德国法西斯的研究,仍在深化和拓展。李工真、杨光等多位学者的论文,从纳粹上 台的阶级和社会基础、纳粹主义及其政策的理论来源、纳粹上台的群体心理基础、纳粹经济 政策、政治体制、妇女政策、反犹主义等进行了进一步的探讨,并涉及纳粹统治下的德国文学 和语言、体育运动、报纸政策,奴隶劳动制度、纳粹对其占领的国家的统治、纳粹的大屠杀政 策,纳粹统治时期德国科学家的流亡问题等。

其中不乏开新之作,如关于纳粹的政策与德 国“历史学派”和“经济改革派”关系的研究,对纳粹的“血与土的文学”的分析,纳粹的“巴勒 斯坦阴谋”的研究,纳粹统治时期德国科学家的洲际流亡及其重大影响等。 一些学者力求从更广阔的历史背景和新的视角对纳粹主义及其本质进行思考。

丁建弘指出,法西斯主义实质上主要是恶性发展的、极端的、反动的民族主义,仅仅认为法西斯是垄 断资本的统治是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的,法西斯的滔天罪行是其民族也不能辞其咎的。郑 寅达认为法西斯主义的主要内涵是极端民族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它鼓吹以暴力和战争 侵略和奴役其他民族,对内既反对传统资本主义也反对社会主义,主张阶级调和和所谓“第 三条道路”等。他还从更宏观的角度指出,当时资本主义严重的失调状态,国际秩序中盛行 强权政治,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诉求与配套措施之间明显断裂,部分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不够 完善,显露弊端,国家干预机制缺失,社会两极分化加剧和中产阶级内涵的转换,为法西斯运 动提供了群众基础。法西斯的外在欺骗性也是其得以猖獗一时的原因之一。

李世安指出, 普鲁士精神是法西斯主义的历史根源,希特勒把普鲁士精神发展为法西斯主义。一战后欧 洲经济凋敝、社会动乱,人民对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感到失望,又害怕社会主义的传播,于是 法西斯主义有机可乘。李云霞等人认为,德国民族主义具有与民主主义相背离、带有普鲁士 的“铁血”色彩等特点,这对其国民性产生重大影响,是导致纳粹上台的重要因素。法西斯是 历史的错误而非个人的错误。仇海燕指出,法西斯主义是以社会达尔文主义和种族主义世 界观为基础的,极端民族主义是理解法西斯主义思潮的关键。

耿亮则指出斯本格勒的历史 理论对于德意志民族陷入独裁和战争悲剧,在思想上和理论上有推波助澜的作用。还有学 者对法西斯主义和现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进行了比较分析。在这方面还有两部著作值得一提: 吴友法的《德国法西斯的兴起———第二次世界大战起 源研究》是在以往研究论文的基础上整理而成,从德国政治、经济和历史、文化根源等多角度 深入探讨了法西斯的兴起和走向全面战争的历史。冯存诚的《正义之剑———全球追捕审判 纳粹战犯纪实》,以纪实手法,用大量史实揭露德国法西斯战犯的种种反人类罪行,是一部独 辟蹊径的新作。 对德国的反法西斯抵抗运动的研究方面,台湾学者王琪专文对反希特勒运动中的戈德 勒团体的形成、活动及其对于后希特勒时代德国内政外交政策的构想进行了探析和评论,是 这方面不多的成果之一。

台湾学者傅宝真就德国军国主义的兴起、发展与没落进行了考察,认为 19 世纪中叶的 德国军国主义还是防御性的,服务于国家统一的目的。统一后的德国实现了工业界巨子与 大日耳曼主义的军界的结合。一战后,军国主义瓦解,但未消亡。他指出,德国军国主义具 有自我封闭、妄自尊大等特点,并从地缘因素等角度分析了产生德国军国主义的原因。周小粒从德国农业的角度切入,论述了军国主义德国在一战中迅速败亡的原因。

四、二战以后的德国史研究


一是战后联邦德国的政治发展。胡笑冰、张沛分别讨论了战后德国的“非纳粹化”和“再 教育”及其作用和意义。胡才珍认为,二战后德国的民主化,除了外力外还有深刻的内因。 在 18 世纪启蒙运动和“狂飙突进”时期,德意志就播下了民主、自由的种子。德国工人阶级 也为民主自由进行了不解的努力。战后,德国的民主、自由终于结出了果实。

王铁军从国家 与社会的关系入手,论述战后德国的政治变革的特点,不同于英美“新自由主义”,并分析了 其形成的原因。刘一纯、赵世奎、张世鹏等学者分别讨论了联邦德国基本法的稳定性和适应 性问题、联邦德国法治国家建设中的“基本权利理论”、社民党与工会关系的历史、民主社会 主义党的演变、社会民主党的转型、绿党建党路线的演变史、德国统一以来政党趋同问题、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德国政党政治的危机和改革、德国院外集团的历史、现状及其影响、德国极 右势力的历史和现状及其长期存在的原因等。 正确对待历史是德国民主与和平道路的前提之一,一些学者考察了德国二战后对历史 的反思。

景德祥指出,德国反思历史并非一帆风顺,而是经历几个阶段的曲折历程,这种反 思是深刻的,且并未结束。学者们还进行比较,从政治、地缘、文化等不同角度分析了德国与 日本在对待历史问题上的差异。三是联邦德国经济模式和社会政策研究。张世鹏等撰文探讨了以德国为代表的“莱茵 资本主义”模式的特点及其在全球化背景下面临的挑战。

刘诚论述了德国社会保障制度的 建立的社会历史背景,包括文化传统,工人运动,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等,并分析了德国社会保 障法的特点和面临的问题。宋全成研究了德国移民和移民政策的历史与现实及其对德国社 会的影响,认为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经历了三次大的外国移民潮,使德国成为事实上的非典型意义的移民国家。

四是民主德国史的研究。这方面值得提出的是丁建弘在《德国通史》中对民主德国几十 年中取得的成就予以实事求是的评论,认为把它说成是“莫斯科的产物”是不符合事实的,同 时分析了其困难和失误,认为它不仅在政治经济体制方面存在弊端,还有在民族统一问题上 的失误。吴友法、邓红英讨论了民主德国由争取统一到寻求分离的演变及其原因,认为这种 政策优先考虑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利益,而不是民族利益,它不能解决德国问题,而必须始 终面对难题。

李伯杰《德国文化史》中有专章叙述了民主德国的文化和政府的文化政策及 其影响。吴友法、邢来顺等著《当代德国———命运多舛的世界新秀》中也包括了民主德国史 的某些方面。 五是现代德国史学史等方面的研究。景德祥发表关于现代德国史学史的论文,对 20 世 纪后期关于联邦德国第一代史学家的争论,传统历史主义学派、社会史学派、文化史学派等 不同历史学派之间的学术争议进行了评述。王维江专文考察了德国的汉学研究在 20 世纪 的发展演变情况。

五、德国对外政策史研究


一是德意志帝国的对外政策。王飞麟考察了 1890—1894 年间德国的远东政策,指出这 一时期德国在远东的举动初步体现出德国世界政策的轮廓。常县宾认为一战以前德英结盟 谈判的破裂有深刻的必然性,不是一次“失去的机会”。陈从阳论述了俾斯麦的非洲殖民政 策,认为其在经济上主要是为了缓和 1873 年大萧条后的危机,内政上是为了赢得 1884 年帝 国议会选举,英俄、英法的矛盾与法德关系的缓和也为这种政策创造了条件。

周丽军认为, 虽然俾斯麦以“大陆政策”著称,但他改变了起初反对海外殖民扩张的态度,对德国海外殖民 扩张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唐庆认为威廉二世“世界政策”最根本的原因,是其实力增长而又 无道义与和平力量制约,从而实行强权外交。李乐曾指出德国占领胶州湾不仅符合威廉二 世的“世界政策”总目标,而且对国内的海军主义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李伟比较了德占 胶澳和英占威海的文化政策,指出它们都从属于其侵略利益,对旧文化实行了保护甚至纵 容,但也有所不同。孔刚探讨了德国的欧洲政策与三国干涉还辽的关系,认为德国干涉还辽 旨在离间法俄关系,把俄国注意力引向东方。肖建东论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的对华政策,包括为保持对华利益而帮助袁世凯建立对全国的统治的政策。二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时期德国的对外政策。这一时期德国远东政策受到较多注意。

孙红国就这一时期德国对华“工业外交”指出,德国采取措施开拓中国市场,促进了其在华利 益的增长,并认为在其中利益集团的影响不可低估。王扬论述了魏玛共和国在远东的“非强 权”政策和 30 年代德国与伪满关系中的一些问题。何兰的《政治游戏中的一张王牌———德 国对伪满洲国政策的研究》中,较为系统地考察了中、德、日互动中德国对伪满由不承认到承 认的演变及其深层的内在原因。房建昌指出德国与伪满的关系为德日关系所左右,德国的 兴趣一在经济方面,二是希望以日本牵制苏联。

夏忠敏指出 30 年代的“陶德曼调停”虽然极 力维持中立表象,但从其对调停时机的选择、在调停中对中日的不同态度等方面来看,具有 明显的亲日倾向。陈仁霞也认为 30 年代德国把德日关系置于对华关系之上,其终于倒向日 本并非意外。王春就德国军事顾问团的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它不同于纯粹的官方顾问团, 其行动不受政府的具体政策的约束。顾问团起到了联系中德利益和促进两国关系的作用, 最终又因利益需求的消失而结束使命。纪乃旺则对于 30 年代德国的军事援助在中国抗日 战备中的作用给予了积极的评价。

此外,杨华文等人就斯特莱斯曼的外交进行了探讨,认 为其外交在使德国重新崛起方面具有决定性作用,他充分利用大国间的矛盾,是一种典型的 务实外交。陈文进等人论述了纳粹德国与美国关于罗斯福“世界和平会议计划”的接触及其 未能成功的原因,二战时期德意之间的战略矛盾等。

三是当代德国的对外政策。连玉如在《新世界政治与德国外交政策———“新德国问题” 探索》和相关论文中,对二战以后德国对外政策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认为战后德国对外 政策形成了若干新的传统,并将会继续实行具有“文明国家”内核的、现实主义的“贸易国家” 政策,不会重蹈历史上走“特殊道路”的覆辙。吴友法、黄正柏、张健等人对联邦德国对外政 策的各个方面及其特点进行了考察,指出其对外政策转型是内外诸因素的结果,很重要的一 点是对历史的正确反思。李乐曾总结了德波在二战后变世仇为睦邻的经验,认为其中最重要的是在历史问题上达成共识。

四是 1990 年统一后德国的对外政策。吴友法认为统一后德国外交政策有四方面调整: 加快欧洲一体化进程; 扩大对外政策的自主性和活动空间,进而谋求政治大国地位; 确立和 实行“新亚洲政策”; 更多承担维护世界和平的国际责任。萧汉森、李乐曾、蔡浩等人结合阿 富汗、伊拉克问题,考察了德国统一后的对外政策、德美分歧及其原因,认为德国将进一步加 强自主性和独立性。潘琪昌指出德国统一后大国意识正在抬头,其外交将会出现更多的全 方位特点。

惠一鸣认为统一后德国地位加强了,但继续合作推动欧洲一体化仍将是其唯一 的选择。刘立群评析了 2000 年德国关于欧洲联邦的建议,分析了德国对欧洲联邦目标比较 积极的原因和德国的欧洲联邦主义的缺陷。陈德兴指出,二战以后德国即开始探索和平发 展的新“德意志道路”,到施罗德执政时则公开提出,其核心是奉行主权国家的自主外交。孙晓青等人分析了施罗德执政以来德国外交的“新大西洋主义”,其特点是希望在传统大西洋 主义与戴高乐主义之间摸索“中间道路”。孙秀民在《统一后的德国对欧洲及世界的影响》中 较为多方面地考察了统一后德国对外政策的变化及与欧洲、美国等关系的变化。

李绘新运 用角色分析理论分析当代德国外交,认为德国始终在欧洲认同与自主意识之间徘徊,导致外 交上的摇摆与模糊。刘新华研究了地缘政治、国际体系对德国历史上外交战略的影响,并由 此认识德国统一后的外交战略趋势。邸文等人讨论了德国统一后的对华关系,认为德中关 系有深刻的基础,有广泛的共同利益,有良好的前景。

六、德国统一问题研究


关于 19 世纪德国统一,丁建弘论述了俾斯麦实现的德国统一的历史进步性与保守性并 存的特点及其在统一后果中的表现,以及德国的工业革命对于德国统一的实现的关键性促 进作用。邢来顺、王华等论述了普鲁士统一德国的经济前提,普鲁士取得统一的领导权的原 因、俾斯麦及其“现实政策”在统一德国中的作用等问题。邢来顺指出,近代德国的统一经历 了三个阶段: 18 世纪下半期开始的民族主义的文化认同时期,19 世纪随着关税同盟的建立和工业化发展出现的经济一体化时期,以及 19 世纪中期普鲁士领导下的政治统一时期。

德 国统一是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不应仅仅强调俾斯麦在统一过程中的策 略和作用。邓红英认为,虽然俾斯麦实现了德国统一,但其民族观和国家观还是以专制王朝 统治为基础,统一德国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仍存在合法性危机和民族问题。

关于 20 世纪末德国的统一,丁建弘等人的著作不仅考察了统一的经过,并指出在分裂 条件下两德的现代化发展和重新统一,靠的是德意志的民族精神和积极进取的民族再生力。 邓红英对阿登纳的德国统一政策进行了探讨,认为他依靠西方、敌视东方,虽然在西方取得 了主动,却不可能实现统一。潘琪昌、王哲等探讨了德国统一的历史经验、 “新东方政策”对 统一的作用等问题。王哲认为新东方政策在美苏执意使德国分裂永久化的条件下找到了德 国未来统一的现实道路。周文京论述了民族认同感到对德国统一的作用以及联邦德国为维 护民族认同感而进行的努力。王英津论述了两德统一的模式问题。

以上所述远非全面,而且没有包括近几年来翻译出版的一批外国学者的德国史著作。 但可以看到,近几年来我国学者德国史研究成果,颇为可观: 在史料的开掘方面有新的进展; 一些以前很少或基本没有涉及的领域和问题,进入了研究的视野; 对德国历史上一些重大问 题的思考和对具体问题的微观探讨都有进一步的深化。学者们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 和方法的同时,努力运用新的理论和方法,站在时代的高度,从新的视角来审视和总结德国 历史,提出了新的看法,推动研究的进一步拓展和深化。

德国历史的发展有世界历史的一般性,也有其独特性,仍然有待于更加深入和系统的研 究。对魏玛共和国历史的研究还比较薄弱。纳粹主义的研究也仍有深入拓展的余地,例如 纳粹德国体制中纳粹党与垄断资本及其他德国权势集团的关系等。二战后德国走上民主与 和平发展道路的研究仍然有待全面和深入。对于二战后民主德国历史的研究还比较薄弱。 德国社会史、德国思想史、文化史的研究也有待更上一层楼。德意志民族主义在不同时期的 变化,也有待深入研究和探讨。德国外交史研究的空白点也不少。在运用德文第一手资料 方面尚待进一步加强。我们期待并相信我国的德国史研究取得更丰富的成果,适应于我国 现代化建设与发展的需要。

作者黄正柏,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编辑: 尹茹 返回合肥在线首页
中国银行
  • ?    肥西上派为社区居民提供“元宵大餐”
  • ?    七里塘社区居民在回迁新区喜迎元宵佳节
  • ?    合肥市第23届新春文化庙会圆满落幕
  • ?    合肥2017年“文明创建工作单”公布
  • ?    哈尔滨-合肥-珠海往返航线今日开通
  • ?    合肥瑶海区“城市美容师”同吃汤圆庆...
  • ?    三十岗乡志愿者邀请留守儿童包汤圆欢...
  • ?    合肥:把“文化庙会”搬到居民家门口
  • ?    合肥12支专业执法队严查节后燃放烟花...
  • ?    元宵节前后合肥铁路将迎来出行小高峰
  • 网站简介 | 广告报价 | 在线投稿 | 联系方式 | 版权声明
    COPYRIGHT ©2013 合肥报业传媒集团版权所有 皖ICP备 06007925号 新出网证(皖)字16号
    未经合肥报业传媒集团书面特别授权,请勿转载或建立镜像 本网举报电话:0551-64249591
    本网部分图片来自网络,如有无法取得作者本人联系方式而未开稿费的,请作者本人见图后速与本网编辑部联系,以便补 发稿费。编辑部电话:64420967
    关闭